一辆轮椅被簇拥着推上舞台
中央乐团举办《伏尔加之声》音乐会的消息像一阵轻风，吹遍了北京城。久违的俄罗斯民歌，唤起多少人的美好情怀。
……演出结束了，一辆轮椅被簇拥着推上舞台，上面坐着一个中年人。主持人面对一双双迷惘的眼睛说：“这位是薛范先生，是今天演唱的许多歌曲的配译者，他是伏尔加之声的传播者……”
“您的歌影响了整整一代人！”
1994年4月，北京的一些苏联歌曲爱好者自费为薛范组织了一场欢迎会。一百多位出席者一首接一首唱着当年的歌曲。一位教授来到薛范面前，深深鞠了一躬，说：“您的歌曲影响了整整一代人！”
薛范在北京电台作热线直播。有位听众打来电话，激动得泣不成声，导播小姐不得不等她稍稍平静后才把电话接入直播室。她哽咽着说出的第一句话是：“我是唱您的歌长大的。”
在大连，一位中年妇女来到薛范面前，刚问候了一声，就一把抓住薛范的手，放声大哭起来。她在北大荒插队时，薛范编译的一本歌曲集成为她唯一的安慰，相伴她度过了最艰难最孤独的岁月。
在昆明，在近500人参加的两场苏联歌曲广场音乐会上，有82岁的老教授和8岁的小朋友。人们在纪念册上写道：“您的歌，伴着我们的青春和困苦，伴着我们的人生和幸福。”“您的每一首歌就是一朵鲜花，您使我们拥有一座春天的花园。”
上海商城音乐会中间休息时，一位中年女子飞奔而出，来到一家花店。店主见她急切的样子，趁机宰了她一刀。但她管不了许多，付了钱捧着花就往回跑。她不想拉下下半场任何一首歌曲。“这些歌曲留给我们的不仅仅是音乐，还有我们青春年代对未来的憧憬和编织的梦幻。”
戴着锁链跳出神采飞扬的舞蹈
薛范的人格与俄罗斯民歌所体现的风范有着深切的相通之处。虽然他因小儿麻痹症而无法行走，但他胸中的“理想主义”始终不曾泯灭。他译配的第一首苏联歌曲就是有进行曲风格的《和平战士之歌》；他出版的第一本苏联歌曲集中便有杜纳耶夫斯基的《热情者进行曲》。
译配外国歌曲，用闻一多先生的话说，就是“戴着锁链跳舞”。这个“锁链”，就是原曲的旋律和节奏，歌曲翻译家的功力就在于“戴着锁链跳舞”而不着痕迹，不损害“原汁原味”。
传唱很广的巴西民歌《在路旁》中有这样两句：“在那里面住着一个美丽的姑娘，我一见她就神魂飘荡”。“神魂飘荡”的自然是“我”，但是配上曲子，唱出来的效果却成了“我一见，她就神魂飘荡”。薛范把这里译成“一见她，我就神魂飘荡。”
除了译配苏联歌曲900多首外，薛范还译配了近100个国家的歌曲900多首。他编译出版的外国歌曲集共有30多本，写过各类音乐文章百余篇。
请注视我，而不要注视我的轮椅
薛范两岁时就患上了小儿麻痹症，走路全靠一双拐杖。尤其是在还没有轮椅的年代，生活起居上的麻烦是常人难以想象的。然而他还是坚持亲自到邮局办理邮书手续———向那些索要歌本的单位乃至个人邮去他译编的歌曲集。靠着一根拐杖，一张轮椅，没有人陪同，他无数次往返于京沪之间。
由于身体条件的限制，薛范这辈子没有一个“正式”的单位，他的“收入”是上海作家协会每月300元津贴和八旬母亲600元退休金。
当薛范参加各类活动时，在火车上，在旅馆里，为了省去上厕所的麻烦，他往往早早吃下安眠药，免得劳驾别人。他始终如一地在他十平方米的斗室里耕耘。有人建议他去找残联，或许能得到些许补助。他说：“我从不以残疾人的身份去讲演我如何自学成才，但我愿意以一个专家的身份去谈谈我的专业，一个人应该以为社会作出的贡献而受人尊敬，而不是因为残疾才被看重。在我投稿的时候，从来没有自报家门提到残疾。我认为，我是和所有的人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的。”
接受总统授勋
1997年1l月，俄罗斯总统叶利钦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。在诸多议程中，有一项是向中国文化界人士授勋。叶利钦总统认为，中俄两国之间最有价值的合作是文化方面的交流和合作，他感谢被授勋者为两国传统友谊所付出的心血和汗水。他将象征最高荣誉的“友谊勋章”亲手挂在四位中国文化界人士胸前，他们是：高莽、李德伦、薛范、吴祖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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